中國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報告（2020）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
2020年4月29日
本研究報告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數字鄉村發展與電商減貧”課題的階段性成果。
課題組組長：汪三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報告執筆人：熊 雪，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
崔 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朱海波，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本報告同時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際合作與交流項目“精準扶貧與互聯網扶貧的實施機制與效果評估研究”（批準號：71661147001）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電商價值鏈下小農戶生產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機理與路徑優化研究”（批準號:19BJY138）的資助。
報告撰寫過程參閱了業界同仁所分享的大量資料，得到了部分相關案例方的調研支持，謹致謝忱，不足之處，敬請指教。
報告要點
在各級電商扶貧政策的強力推動下，貧困地區電商發展環境全面改善，農產品電商上行規模逐年擴張，截至2019年上半年，832個國家級貧困縣網絡零售額已達到1109.9億元。一些農產品電商平臺表現突出，以拼多多為例，2019年，拼多多平臺上商家注冊地址位于國家級貧困縣的年訂單總額高達372.6億元，“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訂單總額達47.97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成交訂單為農（副）產品。在脫貧難度大、任務重的深度貧困地區，大力推動農產品電商發展，對于緩解農產品滯銷、帶動創新創業、促進產業轉型、實現互聯互通等，具有重要意義。
深度貧困地區如“三區三州”地區相關部門已陸續出臺電商扶持政策，拼多多等電商巨頭也開始加大對“三區三州”地區的謀劃和布局，預示著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巨大潛力。發揮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在助農興農方面的價值，要合理開發深度貧困地區產品和資源潛力，有針對性地出臺搭建相關基礎設施、完善市場主體的扶持政策，提高產業鏈上游的市場參與度和利益可得性。
隨著農產品電商的快速發展，深度貧困地區逐步形成了農產品上行的電商“超短鏈”模式，以及創造需求的“直播帶貨”模式。根據經營主體的不同，農產品流通的“超短鏈”模式劃分為電商平臺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新農商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和物流服務商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針對不同類型的平臺，可以將“直播帶貨”模式分為“娛樂型平臺直播帶貨”模式和“交易型平臺直播帶貨”模式。
雖然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態勢良好，但依然面臨一些突出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以銷售初級農產品為主，農戶難以獲取較高收益。二是深度貧困地區供應鏈體系不完善，導致商品流通成本高。三是農產品生產以分散的農戶為主，生產組織化程度低，導致產品形態和品質參差不齊，難以滿足電商消費者對產品品質、規格等的更高要求。四是深度貧困地區農村金融服務尤其是信貸服務依然缺乏，電商供應鏈主體融資難問題突出。五是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上行過程中應對風險的能力低、脆弱性突出。
從發展趨勢看，在拼多多等新興平臺帶動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取得重大進展，正成為農產品電商發展的“富礦區”，拼多多、抖音等新型經濟平臺加速向深貧地區滲透，以更簡單高效的流通形式、組織形式，有效降低深度貧困地區電商上行的結構性成本。主要表現為：一是隨著各大電商平臺反向介入農產品從生產到供給的全過程，將逐步形成以滿足電商化需求為特征的特色農產品電商價值鏈。二是隨著農產品電商在深度貧困地區的逐漸崛起，農村要素市場被激活，新技術、新品種、新設備逐漸被利用于農業產業升級，懂電商、懂農業、愛農村的“新農人”逐漸回歸并扎根農村從事農產品電商產業，電商將成為深度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升級的重要推動力。三是以拼多多、抖音等“直播帶貨”為代表的內容型農產品電商的興起，將成為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的新風向，并為偏遠貧困地區農產品的品牌塑造、傳播與價值提升提供了新的通道。同時，運營成本與組織化成本更低的平臺在內容型農產品電商發展過程中更容易占據競爭優勢地位。四是隨著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推進，道路、電力、通訊、物流等基礎設施條件將大幅度改善，屆時深度貧困地區的特色農產品資源將顯示出巨大的市場潛力，而成為農產品電商的藍海市場。五是隨著電商產業鏈在深度貧困地區的逐步崛起，基于產業屬性，女性的性別優勢會逐步凸顯，電商產業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會逐步增加，將會成為解決深度貧困地區女性就業難題的重要渠道。
基于對問題及趨勢的分析，本報告對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提出五點建議。
一是推動農產品電商品質化品牌化發展，提升附加值。一方面，圍繞初級農產品生產提質增效做文章，發展更高標準、更優質的農產品種植，以更精細的分揀分級包裝技術，拓展差異化高端市場。另一方面，延長產業鏈，發展農特產品精深加工，促進一二三產融合發展，提升整個產業鏈附加值。
二是多方合力，不斷改進農產品電商供應鏈。供應鏈是農產品上行的關鍵，深度貧困地區應加速電商垂直化分工，加強網絡、道路、倉儲與冷鏈物流等電商供應鏈關鍵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力度，引導傳統的農業經濟人、代辦等轉型電商供應鏈。同時，加大供應鏈配套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以提升整個供應鏈的管理效率與運轉效率。
三是依靠新農人與新技術，推進農產品生產組織化與標準化。大力培養扎根鄉土、懂電商、愛農業的電商新農人，以新農人為核心發展合作組織，以此帶動深度貧困地區的分散小農按照電商供應鏈的需求特征進行有組織的生產和技術更新，從而提高農產品生產的標準化程度，為電商供應鏈提供同規格、高品質的特色農產品。
四是緊跟農產品電商消費趨勢，構建農業產業發展支持體系。立足于本地農特產品資源稟賦，以迎合電商消費趨勢為著力點，構建有效的政策、金融支持體系，提高產業應對自然風險及市場風險的能力，提升電商從業主體的發展能力。
五是要做好電商孵化，培養電商新農人及專業團隊。大型電商平臺要聯合地方做好電商孵化工作，實施電商人才工程，既要制定政策吸引外部電商人才，也要大力培養扎根鄉村的本地新農人，不斷擴大充實電商從業隊伍。“引進來、走出去”并舉，提高電商從業者的整體素質與能力，助推農產品電商可持續發展。
目 錄
隨著中央和各級政策持續發力，當前電商扶貧工作呈現各級政府有序推進的良性態勢。特別是在深度貧困地區，各級政府積極出臺和落實專項政策，大型電商企業紛紛布局，電商在助力農產品上行、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深度貧困地區電商發展的實踐表明，從貧困地區產品和資源條件出發，以專項扶持和政企協作為手段，強化多主體聯結和開拓市場，可有效提高務農群體的收入水平和市場參與能力，使電商由扶貧工具轉變為興農動力。本報告在分析深度貧困地區電商發展意義、取得成效的基礎上，梳理了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典型模式與存在問題，并指出了其未來發展趨勢，提出了相關建議。
一、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背景與意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就，現行扶貧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截至當前，貧困縣已從832個減少到52個。在脫貧攻堅過程中，中央和各級政府都關注到電子商務的重要作用，將電商扶貧作為產業扶貧的重要抓手，大力推進農產品電商發展，為貧困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指明了方向。
（一）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政策支撐
電商扶貧的頂層設計逐步完善，2015年起我國就將電商扶貧列為扶貧攻堅的重要手段，并聯合各部委出臺相關政策（表1）。隨著電商扶貧工程的實施，電子商務被正式納入扶貧開發工作體系，特別是在試點項目推進和政企合作等方面，電商扶貧的推進機制不斷健全。
示范項目方面，財政部、商務部、國務院扶貧辦于2014年共同推進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2017年電子商務進村綜合示范開始全面向貧困地區和欠發達革命老區傾斜。2018年，商務部電子商務綜合示范已累計支持示范縣1016個，包括國家貧困縣737個，深度貧困縣137個。到2019年，我國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實現對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覆蓋。
政企市場合作方面，商務部會同財政部、扶貧辦協調地方地方政府和大型電商企業，共同設立電商扶貧頻道，為貧困地區產品開通網絡銷售直通車。由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指導，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與18家企業共同發起成立的中國電商扶貧聯盟，目前成員單位達29家。政企合作能夠充分調動廣泛市場資源，有助于實現更深入和高效的幫扶對接。
表1 近年來涉及電商扶貧的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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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發文機關 |
政策文件 |
措施和目標等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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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 |
中共中央 國務院 |
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 |
加大“互聯網+”扶貧力度。支持電商企業拓展農村業務，加強貧困地區農產品網上銷售平臺建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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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 |
國務院 |
“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 |
把電子商務納入扶貧開發工作體系，以建檔立卡貧困村為工作重點，提升貧困戶運用電子商務創業增收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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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 |
國務院扶貧辦等16部門 |
關于促進電商精準扶貧的指導意見 |
到2020年在貧困村建設電商扶貧站點6萬個以上，貧困縣農村電商年銷售額比2016年翻兩番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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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 |
財政部、商務部、國務院扶貧辦 |
關于開展2018年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工作的通知 |
示范地區建檔立卡貧困村和整體行政村電商服務覆蓋率達到50%左右，農村網絡零售額、農產品網絡零售額等增速高于全國農村平均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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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 |
商務部 |
關于進一步突出扶貧導向全力抓好電商扶貧政策貫徹落實的通知 |
堅持以助推脫貧攻堅為工作導向、以貧困村、貧困戶為服務重點、以農村產品和服務上行為工作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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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 |
中央網信辦等4部門 |
2020網絡扶貧工作要點 |
電商服務通達所有鄉鎮，快遞服務基本實現鄉鄉有網點，電商幫扶貧困戶增收作用更加明顯。信息服務體系更加完善，構建起人人參與的網絡扶貧大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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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 |
國家發改委 |
消費扶貧助力決戰決勝脫貧攻堅2020年行動方案 |
大力發展農村電子商務，鼓勵京東、阿里巴巴、抖音、美團、拼多多、攜程等互聯網企業繼續發揮流量優勢，為貧困地區農畜產品和服務搭建網絡交易平臺 |
在國家指導意見和規制的指引下，各地關于電商扶貧的政策框架日益完善。以“三區三州”地區（西藏、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和四川涼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肅臨夏州）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積極把握電商扶貧的政策機遇，出臺配套政策和工作計劃，大力支持農產品電商發展（表2）。
表2 部分“三區三州”地區推進農產品電商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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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主要工作 |
取得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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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區 |
——出臺《西藏自治區電子商務“十三五”發展規劃》《關于推進電子商務與快遞物流協同發展的實施意見》等 ——大力實施國家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項目 ——與拼多多、淘寶、京東等第三方電子商平臺建立成長期有效的合作 |
截至2018年，全區農畜產品網上零售額達到4.88億元。全區活躍的電子商務企業達到13650家，解決就業崗位16230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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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喀什地區 |
——成立電子商務領導小組，推動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開展農民培訓 ——與中國電商扶貧聯盟成員單位合作，共同推介特色農產品 ——與拼多多等大型電商企業合作，共建10到20個扶貧車間 |
建有2個電商產業園，電商企業數量位居全自治區前列，村電子商務服務站點超過100個，年電子商務培訓人次超過10000人次。多個縣形成了地理標識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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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阿克蘇地區 |
——出臺《關于促迸阿克蘇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每年安排1000萬專項資金。 ——與大型電商平臺對接宣傳農產品 ——建立南疆首個專業化電商產業園 |
2018年，阿克蘇地區活躍的電商賣家超過2400家，年銷售額超過8億元，直接從事電商（含微商）產業人員超過1.8萬人，直間接帶動3萬余人就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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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克州 |
——搭建電商公共服務平臺 ——推進農村電商服務網點建設 ——開展電商創業人才隊伍建設 ——推動鄉村物流配送體系建設等 |
2018年1—10月，克州農村網購額達372萬元，幫助貧困戶銷售總金額51.4萬元，貧困戶增收15.42萬元。阿圖什市7個深度貧困鄉已建成鄉級電商服務站7個，覆蓋率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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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 |
——出臺《涼山州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推進方案》《關于加快推進電子商務發展的實施意見》等政策。 ——搭建“縣鄉村”農產品上行三級電商服務網絡。 ——實施電商品牌戰略，開展扶貧產品產銷對接活動 |
2019年1-6月網絡交易額實現37.45億元，同比增長22.44%，網絡零售額實現11.82億元，同比增長25.79%。貧困縣通過電子商務為部分農民增加收入人均達450元以上。通過電商扶貧帶動創業就業10萬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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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 |
——2018年甘肅省電商扶貧補助資金5245萬元，其中臨夏州1000萬元。 ——臨夏州出臺《臨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促進農村電子商務加快發展的實施意見》等專項規劃 ——推進貧困村鄉村電商服務站點建設 |
2018年實現電子商務交易額64億元，同比增長30.4%。其中農產品網上銷售2.7億元。全州郵政鄉鎮全覆蓋，村郵政代辦點903個，實現了村村通郵。 |
注：克州即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關于電子商務專項資金搜索了“三區三州”各地人民政府網站和商務廳（局）網站，目前能找到的只有甘肅省，已經在表格中反映。
（二）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意義
電子商務幫助貧困地區塑造供銷價值鏈，帶動農產品上行和農民就業，是電商扶貧的重要表現。尤其對于脫貧難度大、任務重的深度貧困地區而言，電子商務為促進農民增收、帶動區域發展提供了新手段，其意義在于：
1.打通流通渠道，應對農產品滯銷
深度貧困地區的農產品種類豐富，但受交通條件、宣傳營銷等制約，優質農產品無價、無市情況突出。電商對于加快農產品流通，解決農產品滯銷問題有重要幫助。許多大型電商平臺已經通過開通助農專區，為改善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上行，緩解滯銷問題作出積極貢獻。
2.創新就業創業手段，激活發展動力
農戶在電商平臺上開設網店來銷售本地農產品，節省了進入市場交易的中間成本，成為自主創業的有效方式。在各級政府的優惠政策支持下，部分深度貧困地區的農戶通過電商創業，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帶動作用。同時，與電商相關聯的包裝、快遞等，也成為吸納貧困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載體。
3.帶動配套產業發展，為產業轉型提供機遇
圍繞產品在線銷售，電子商務通過整合市場資源，帶動加工、物流、服務等配套產業發展。深度貧困地區大多二三產業基礎薄弱，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缺乏有效措施。深度貧困地區通過發展農產品電商，能夠拓展產業鏈和優化當地產業體系，起到“接二連三”的作用，為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提供良好契機。
4.拓展交易形式，實現在線化互聯互通
基于電商平臺的農產品交易手段多種多樣，一些深度貧困地區的官員、企業、農戶等積極通過視頻、直播等宣傳方式促進產品交易，不僅開拓了農產品市場，更打開了貧困地區與外界交流的通道，讓更廣泛的人群了解這些地區的發展實際，為多主體合力開發深度貧困地區資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傳播環境。
二、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成效與啟示
在電商發展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采納和支持下，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基礎環境明顯改善，各類市場主體先后在貧困地區和深度貧困地區開展實踐和建立合作關系，共同推進農產品電商發展，取得顯著成效。
（一）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總體情況
1.貧困地區電商發展基礎條件全面改善
截至2018年末，貧困村通寬帶比例提升至97%，其中固定寬帶用戶4522.9萬戶，移動寬帶用戶16854.6萬戶，貧困村通寬帶比例達到97%。商務部累計建設縣級電子商務服務中心和縣級物流配送中心1000多個，甘肅等省實現貧困縣縣級電商服務中心全覆蓋。
2.電商帶動貧困地區產品上行規模不斷提高
2018年全年，商務部前四批756個示范縣實現網絡零售額6192.4億元，同比增長43%。截至2019年上半年，832個國家級貧困縣網絡零售額實現1109.9億元，同比增長29.5%，高出農村整體增速7.1個百分點。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實現116.4億元，同比增長33.1%。
3.主要電商平臺銷售貧困地區農產品成績突出
2016-2019年，京東在全國832個貧困縣上線商品超300萬種，直接帶動80萬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增收。2018年，超過100個國家級貧困縣在阿里巴巴平臺網絡銷售額達到或超過1億元。同年，蘇寧電商扶貧店完成在全國100個貧困縣的落地目標，幫助超過3500人實現脫貧。
2018年，拼多多投入價值86億元資源助農扶貧，累計帶動1.8萬名新農人，為貧困縣提供超過3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平臺注冊地址為832個國家級貧困縣的商家數量達36萬家，年訂單總額達372.6億元，分別較2018年同比增長158%和130%，其中絕大部分成交訂單為農（副）產品。國家級貧困縣農（副）產品年訂單總額占平臺農（副）產品成交總額的比重明顯上升（圖1）。
注：國家級貧困縣即832個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及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
圖1 拼多多平臺國家級貧困縣農（副）產品訂單總額及比重
（二）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成效
以“三區三州”地區（西藏、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和四川涼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肅臨夏州）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是脫貧攻堅的“難中之難”。深度貧困地區積極與各類大型電商企業開展項目對接，大力推動農產品上行。
以拼多多為例，近年來拼多多傾斜大量資源，對“三區三州” 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進行定點扶持。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平臺注冊地為“三區三州”地區的商家數量達15.7萬家，年訂單總額47.97億元，分別較2018年同比增長540%和413%，增速明顯高于國家級貧困縣整體水平（圖2）。拼多多通過與新疆喀什等地政府共建扶貧車間，以及開展“多多農園”試點等項目，聚焦深度貧困地區的產品上行。
此外，2018年在淘寶和天貓平臺，“三區三州”網絡銷售額中農產品占38.3%，209個區縣中有53個區縣網絡銷售額翻一番。在南疆四地州，阿里興農扶貧頻道覆蓋超過一半的縣。京東集團借助京東超市、扶貧頻道、特產館等多個平臺對接新疆、四省藏區等地農產品。蘇寧與云南怒江州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在怒江落地“拼基地”。
注：同比增長是較2018年而言。
圖2 拼多多平臺國家級貧困縣和“三區三州”地區農（副）產品訂單總額與商戶數量變化
（三）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啟示
1.合理發掘農產品上行潛力
“三區三州”地區有獨特的生態和產品資源，尤其越是在優質特色的農產品產區，電商推動農民脫貧致富的效果越明顯。而貧困地區農產品資源分布不均勻，許多優質特色農產品存在規模小、標準化程度低的問題，面臨如何將產品優勢轉化為產業競爭優勢的思考。“三區三州”地區的實踐表明，完善各級物流體系，大力發展電子商務是帶動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上行，助力脫貧攻堅的有效手段。目前大部分貧困地區嘗試在平臺開設地方館來推銷產品，或者建設區域公共品牌，但成效如何要訴諸市場檢驗。電商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要應市場需求來優化解決方案，帶動更多產品資源進入平臺運營。
2.政策扶持要有的放矢
在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項目等上級政策支持下，深度貧困地區針對農村電商出臺專項規劃，并積極完善電商基礎條件和服務體系，對互聯網基礎設施、電商站點改造等進行了投入，大大改善了物流條件，帶動更多市場資源來發展本地電商。同時，為充分發揮平臺力量開展市場化運營，一些深度貧困地區也對于電商、快遞物流業發展出臺相應的創業補貼，或用地政策優惠等。政府針對公共服務、供應鏈等薄弱環節進行扶持，完善電子商務發展條件，引導培育市場主體，而不是介入到實際的經營和定價等市場經營環節中，將更有助于形成政企協作的良性氛圍，促進公益性力量與市場性力量的結合，提高幫扶效果。
3.利益分配需聚焦生產主體
電商加快對深度貧困地區傳統產業鏈的改造，圍繞產品在線銷售來實現企業、供應商、服務商、合作社等多主體相互合作，能拓展多種形式的電商產業鏈，能夠帶動和提高農民的參與。近年來在拼多多等大型電商企業的經營下，部分深度貧困地區已經建立起“產地農民——新農人——消費者”的產品鏈條，能夠實現訂單化的產品采購和快速交易，產品中間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明顯減少。深度貧困地區產地農民往往是低收入群體，就利益聯結方面而言，如何基于電商平臺的交易模式進行創新，使利潤向上游生產主體傾斜，讓生產者能夠更多分享收益，形成穩定的助農服務機制，這關系到電子商務能否成為解決相對貧困和實現助農興農的抓手，是電商長期發展必將關注的重點。
三、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典型模式
近年來，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快速發展，以拼多多為代表的新型電商平臺顛覆了傳統線下銷售的模式，在貧困地區形成了農產品上行的三種“超短鏈”模式，以及創造需求的“直播帶貨”模式。這些農產品電商發展模式對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勞動力、土地利用、農產品市場等方面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一）多元主體主導的流通“超短鏈”模式
農產品流通“超短鏈”模式，是指生產者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將農產品通過電子商務平臺直接將產品銷售給消費者，而不必像傳統的線下銷售渠道，需要經過層層的中間商或經銷商，最終實現農產品從生產者直接到消費者的超短鏈。根據經營主體的不同，又可以將農產品流通的“超短鏈”模式劃分為電商平臺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新農商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和生產性合作組織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
1. 電商平臺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
電商平臺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是指拼多多、淘寶等各類電商交易平臺與深度貧困地區直接對接，通過幫助當地甄選特色農產品，扶持特色產業，提供品牌、銷售、培訓、宣傳等全方位支持，幫小農戶對接大市場，實現消費端“最后一公里”直連原產地“最初一公里”。
該模式的特點是電商平臺利用自身的營銷優勢、資金優勢、人才優勢等，快速、高效地幫助貧困地區識別出有競爭力的農產品，制定有賣點的銷售策略，通過與當地政府、科研機構、合作性組織等合作，打造出標準化農產品供應鏈，再給予電商平臺的流量支持，從而打破貧困地區農產品銷售難、價格低的兩難困境。
該模式對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市場的影響較大，極大地帶動了當地特色農產品的銷售量。以拼多多為例，2019年，注冊地址位于832個國家級貧困縣的商戶的動銷商家增速158%，成團訂單量增速134.8%，成團GMV增速130.5%；注冊地位于“三區三州”地區的動銷商家增速為417%，成團訂單量增速為540.5%，成團GMV增速為413.2%。從中可知，越是深度貧困地區，動銷商家增速、成團訂單數量增速和成團GMV增速越高，電商平臺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對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市場的積極影響遠大于非深度貧困地區，具有強利貧性。
該模式除了具有利貧性特征外，還對女性等弱勢群體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同樣以拼多多為例，宏觀層面，2019年農產品動銷商家數量增速為142.7%，而注冊群體為女性的動銷商家增速為161.8%，女性動銷商家增速高于整體水平。微觀層面，2019年，拼多多與秦巴連片特困區陜西平利縣政府簽署了“扶貧戰略合作協議”，在資金、流量、人才培訓、特色產業鏈孵化等方面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平利縣返鄉創業女大學生王秀梅，帶領當地51戶貧困戶組成了尋夢農園絞股藍合作社，并在拼多多平臺成立企業店鋪，把產品直接賣給網絡消費者，目前該店鋪已成為細分類目好評榜第一名。拼多多“多多農園”項目資助了該合作社52萬元啟動金，51戶貧困戶全部成為了合作社的股東，共同分享合作社的商業收益。
深度貧困地區2019年拼多多動銷商家數量快速增加的背后，意味著當地從事電子商務的專業人員數量在急速增加，深度貧困地區的勞動力質量在不斷改善；而成團訂單數量快速增加的背后，是電子商務所帶動的生產、分揀、包裝、物流等產業就業人數在不斷增加。電商平臺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對深度貧困地區勞動力就業體量和質量都具有較大提升作用。
2. 新農商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
新農商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是指種養殖大戶、鄉村能人、返鄉創業青年、村干部等群體，利用自身的能力、資源、熟悉三農等優勢，在農村組織帶動廣大農戶尤其是貧困戶生產特色產品，收購農戶的特色產品，并對農產品進行一定程度的分揀、加工、包裝等，組建團隊在網絡上創業，將特色農產品直接銷售至全國乃至全球的消費者手中。
該模式的特點在于那些種養殖大戶、鄉村能人、返鄉創業青年、村干部等群體，具有快速接受、學習電子商務的能力，并對農產品市場相當了解，能夠甄選出當地適合網絡銷售的農產品，堪稱“新農商”，再加上他們對農業、農村與農民非常熟悉，能夠很好地發揮組織與指導作用，帶動農戶的標準化甚至品牌化的生產，將農產品通過網絡以“超短”的鏈條銷售出去。
該模式能夠顯著降低深度貧困地區居民創業、就業的門檻，激發當地的勞動力市場需求。深度貧困地區的農村居民在技術、資金、能力、信息獲取、市場資源、人力資本等方面處于劣勢，他們在學習接受新事物時相對吃力，因此在就業市場上容易受到排斥。而電子商務以其較低的創業門檻等優勢使得草根創業成為可能，尤其是隨著拼多多、抖音等易操作型平臺的興起，極大地降低了農村居民利用網絡創業的學習成本，新農商的數量呈上漲態勢。與此同時，該模式帶動的產業就業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甘肅省環縣劉國慶，正是這樣的新農商。在拼多多開網店以前，劉國慶是一名普通的農民，偶然的契機下他嘗試通過拼多多平臺銷售農貨。通過“收購農戶的羊-與屠宰廠合作宰殺、分割羊-網上銷售羊肉”，他利用農產品流通超短鏈的模式，將羊肉賣給消費者。劉國慶自己不僅成為了新農商，還帶動了附近大量農戶養羊的積極性，實現了就業。
3. 物流服務商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
物流服務商主導型的超短鏈模式，是指以物流企業為中心，將農產品的收購、分揀、包裝、銷售等環節進行整合，全部打包成為物流企業的內部業務，并通過自營電商平臺或與拼多多等電商平臺合作，砍掉中間商，實現農產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超短鏈對接。
這一模式的特點是，其一，物流服務商利用自身的銷售渠道和電商平臺，直接涉入農產品收購環節，與農民以及合作社建立訂單收購契約。其二，依靠自身物流體系的優勢，通過自建工業化流程的農產品分揀包裝系統，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通過規模化訂單解決貧困地區農產品上行小單散件造成的物流效率低、成本高問題。其三，消費者直接通過物流服務商購買生鮮農產品，質量售后由物流服務商承擔，信任度更高。
該模式的發展盤活了深度貧困地區現有的物流、倉儲等基礎服務設施，也帶動了一批外部物流企業將相關服務下沉到鄉鎮。郵政和順豐的電商扶貧是這一模式的典型。郵政系統與拼多多平臺深度合作，利用全國100多個拼多多郵政扶貧店，大力推進貧困地區農產品上行，充分發揮其網點覆蓋全國全部深度貧困縣鄉村的優勢，在深度貧困地區的農產品電商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2019年9月，全國郵政累計開展電商扶貧項目2594個，助農創收8.9億元，惠及扶貧人數超46萬人。譬如云南郵政分公司電商平臺在迪慶州香格里拉，通過專業冷藏車，將在邊遠貧困地區貧困戶的青稞面、蕎面、黑番茄等農產品直接發送到昆明消費者手中。順豐優選在推進深度貧困地區生鮮農產品電商過程中，發揮自身在生鮮冷鏈物流領域的優勢，將冷鏈服務下沉到農村，與貧困地區達成農業產業發展支持及農產品包銷協議，譬如順豐優選與陜西灞橋區產業扶貧戶包銷20萬元櫻桃的協議，消費者可以直接從順豐優選采購生鮮農產品。
（二）多種類型平臺支撐的直播帶貨模式
農產品直播帶貨模式，是指近年來拼多多、淘寶、今日頭條、抖音等平臺小視頻和直播業務興起，網絡主播通過分享鄉村的特色農產品，在創作中加入優美風景、民族歌舞、風土人情等多種元素，讓消費者在精神的全面享受中愉悅購物，實現農產品上行的模式。針對不同類型的平臺，可以將直播帶貨模式分為娛樂型平臺直播帶貨模式和交易型平臺直播帶貨模式。該類模式能夠充分發揮社會其他行業角色的杠桿作用，極大地增加農產品的銷售，為深度貧困地區借助外部社會力量打破自身產業僵局，提供了較好的示范作用。
1. 娛樂型平臺直播帶貨
娛樂型平臺直播帶貨模式，是以抖音、抖音火山版、快手這類具有社交娛樂屬性的短視頻平臺為載體，通過分享趣味性的故事，聚集粉絲，成為直播網紅，再植入農特產品銷售的短視頻，吸引消費者在獲得精神享受的同時在線購買農特產品的過程。
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消費者進入平臺的初始目的在于娛樂與社交，并沒有預設購物目標，因此目的性與后面的交易型平臺直播帶貨不同。消費者可能只是為了休閑而刷抖音，偶然瀏覽到某些農特產品的推廣短視頻，然后會對這個短視頻的內容、背后的故事感興趣，進而轉化為購買行為。這種購買行為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感，對價格的敏感度要弱得多。這種形式對于貧困地區農特產品的銷售很有效，因為扶貧故事總能打動消費者的惻隱之心。
該模式能夠促進那些有創作能力、有三農情懷的人群，在獲得大量粉絲的同時，帶動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的銷售。比如抖音扶貧達人“麗江石榴哥”，他最早從事直播賣石榴，但因其語言、形象、動作的趣味性，引來了大量關注他的粉絲，后來通過抖音短視頻分享故事性、娛樂性的內容，聚集了近700萬粉絲，是名副其實的直播網紅，帶貨能力驚人。依托流量，石榴哥成為貧困地區農特產品直播銷售的代言人，且成效驚人。如2018年8月20號，抖音見證了石榴哥的電商奇跡——20分鐘銷售時長，總共賣出石榴120余噸，最高記錄每分鐘4000單，價值600萬元。
2. 交易型平臺直播帶貨模式
交易型平臺直播帶貨模式，是指利用用戶社交資源拓展用戶、提升用戶體驗的拼多多等電子商務交易平臺商家，依托自身店鋪，以銷售農產品為目的，現場直播或拍攝農產品生產過程、口感、品質等介紹為主的小視頻，并加入一些趣味性的游戲等娛樂內容，聚集人氣，實現農產品的線上銷售。
該模式的特點在于商家的小視頻或直播的目的性非常強，視頻或直播主要圍繞農產品銷售展開。另外，通過小視頻或直播，商家能夠更直觀地展現農產品的相關屬性，消費者與商家、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信息是透明的，因此該動態交易的效率比傳動的靜態交易更高，也更接近線下銷售，彌補了線上產品缺乏真實感的缺點。
該模式能夠充分利用政府官員的多元化信用背書，為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代言。此次新冠疫情對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銷售產生了較大的沖擊，但不少電商平臺依托直播這樣的數字化能力對滯銷農產品地區、深度貧困地區進行賦能，打破了渠道困局。例如，為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拼多多提出了“市長來直播、農民多賣貨”的理念，截至2020年4月24日，已經與山東、浙江、安徽、廣東、云南、貴州、湖北、陜西等地合作組織了超過五十場市縣長直播助農活動，超百位市縣長親自帶貨。兩個月之內，市縣長直播間已累計吸引近2300萬站內消費者參與消費，直接帶動農產品銷售超過1700萬斤，帶動平臺同區域農產品產生7300余萬份訂單，為相關店鋪吸引719萬新粉絲關注。
四、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主要問題
（一）農產品電商以銷售初級農產品為主，附加值低
貧困地區的農產品多具有綠色、健康、口感好、地域性強等特點，但現階段電商銷售的主要是初級農產品，附加值較低，單品價格不具有溢價優勢。雖然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近年來發展較快，但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現代化水平較低，農業產業鏈較短，農產品所包含的附加值較低，農戶不能從利益分配中獲取較高的收益。深度貧困地區農業的工業化程度與產業鏈的縱向延伸亟需加強，其農產品的附加值亟需提高。在“多多農園”怒江項目中，由132個建檔立卡貧困戶組成的扶貧助農合作社「橘緣」，借助云南省農業科學院柑橘創新團隊的幫助，引入智慧水肥一體化滴灌技術，比普通果園減少15%左右的肥料用量、減少30%以上勞動量，每畝增收800-1500元，極大地提高了柑橘的單品價值，促進了深度貧困地區農業的科技水平和現代化水平的提高。這說明科學技術是制約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附加值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應進一步加強地方高校、科學院所與深度貧困地區之間的協作與發展，促進深度貧困地區農業的科技水平和現代化水平的提高。
（二）供應鏈體系不完善，商品流通成本居高不下
深度貧困地區多處于偏遠山區，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后，農產品通過電子商務賣出去的物流、包裝、人工等供應鏈整體成本較高。例如，甘肅慶陽市環縣“隴上劉叔叔”的羊肉產品，物流成本占總價格的40%，包裝所需要的泡沫箱體積大、屬于輕拋物品，是從網上訂制的，需要從外地郵寄到本地，郵寄的快遞費比郵寄到其他地區貴50%~60%；再如，“陜西精準扶貧店”的產品，物流成本占總價格的20%~30%。針對貧困地區的供應鏈，目前各地企業已有一些實踐，比如針對新疆單件快遞成本過高，不少企業選擇在鄭州、西安建中轉倉分撥，將生產地依然保留在新疆等偏遠地區，將運營團隊放在杭州等電商人才聚集的地方，實現電商發展的“多城記”，發揮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進一步降低農產品電商供應鏈的成本。
（三）生產組織化和標準化程度低，缺乏技術支撐
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生產以分散的農戶為主，標準化程度較弱，相應的技術支撐與指導不足，無法滿足電子商務對產品的要求。隨著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的不斷發展，對農產品的品質要求倒逼著農產品供應鏈的不斷規范與優化，也越來越凸顯出技術支撐的必要性。在組織農戶生產的過程中，相關的技術指導是標準化生產、提升產品價值、預防自然風險的關鍵；在農產品的加工過程中，進行深加工、開發產品的相關技術，同樣至關重要。貴州威寧縣某合作社種植高原糖心蘋果時，購買了專業的剪枝技術人員服務，極大地提高了蘋果樹的產量和質量。當地農戶正是缺少這項技術，才無法生產同品質的蘋果，只能通過合作社在網絡上銷售。
（四）農產品電商發展缺資金，供應鏈主體融資難
深度貧困地區農村金融服務尤其是信貸服務相對缺乏，農產品供應鏈資金壓力較大。一方面，貧困地區種養殖大戶或合作社的農業生產基礎相對薄弱，因缺乏相應的貸款抵押，無法進一步擴大生產或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從而抑制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貧困地區農產品的產品開發成本、物流成本、人力成本更高，農產品電商在起步、發展時所需要的資金更多，而深度貧困地區農村金融服務相對缺乏，對電子商務等新興主體的支持也不足。在實際調研中，一些農村電商主要靠加快消費者確認收貨，提前回收資金來解決農產品供應中面臨的資金短缺。
（五）農產品電商關聯農業的多重風險，脆弱性強
由于深度貧困地區在農業生產基礎設施、農業生產技術、政策制度等方面都處于弱勢地位，加之農產品存在著天然的生產周期性長、不確定性強、價格波動大等特點，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上行過程中應對風險的抵抗能力低、脆弱性顯著。深度貧困地區的灌溉條件欠缺、灌溉成本高，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較低，導致農產品在生產過程中面臨著較大的自然風險。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在面臨此次新冠疫情風險導致的市場波動中，損失較大。無論是自然風險，還是市場波動，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都處于無法有效應對的尷尬局面，農業政策保險體系的建立迫在眉睫。
五、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趨勢
（一）深度貧困地區將形成有特色的農產品電商價值鏈
隨著電商扶貧在深度貧困地區的大力推動，深度貧困地區特色農產品逐步打通了新的網銷渠道，有效助推了農產品從大山里銷售到城市里的千萬家。但是這只是農產品電商發展1.0版本，電商只是作為一種銷售工具推動了深度貧困地區原始農產品的銷售。但隨著電商需求的逐步擴大，產業鏈銷售端開始反向影響農產品的生產行為，電商公司開始介入農產品從生產到供給的全過程，以拼多多在深度貧困地區推進的“多多農園”模式為代表，在實現消費端“最后一公里”和原產地“最初一公里”直連的同時，從農產品生產源頭開始，介入品種、技術、管理、采摘、倉儲、包裝、物流到網銷全部環節，深耕全產業鏈，打造滿足電商化需求特征的農產品供應鏈，構建向農民傾斜利益的經營與分配機制。這形成了極有特色的農產品新電商價值鏈，農產品電商發展2.0版本正在深度貧困地區落地。
（二）電商將成為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升級的重要推動力
當前農產品供求呈現總量基本平衡、結構性供不應求狀態，特別是滿足消費者更高需求的優質特色農產品，國內總體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深度貧困地區具有發展替代進口農特產品的資源稟賦，但現階段農業產業發展基礎還比較薄弱，生產組織化程度低，品種、技術和人才缺乏，產品缺少標準與品牌，難以形成有效的競爭力，因此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升級勢在必行。隨著農產品電商在深度貧困地區的逐漸崛起，農村要素市場被激活，新技術、新品種、新設備逐漸被利用于農業產業升級。懂電商、懂農業、愛農村的“新農人”逐漸回歸并扎根農村，從事農產品電商產業，成為帶動貧困小農進行產業升級改造的生力軍。在電商實踐中，以拼多多為代表的各大電商公司逐步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升級發展的投資，并利用大數據分析、大平臺優勢，打造基于電商供應鏈的農產品產業形態，直接對接生產者按照消費者的需求特征安排生產活動，滿足消費者差異化品質化的需求偏好，形成電商新業態。可以說，電商已經成為撬動深度貧困地區產業發展與升級的一個關鍵支點。
（三）內容型電商將成為深貧地區農產品電商的新風向
農產品內容型電商是以消費者為中心，通過在拼多多等電商平臺或抖音等社交娛樂平臺上運用直播、熱點事件等方式創造內容、吸引關注，從而實現農產品與內容同步流通與轉化的一種新型農產品電商模式，其主要表現形式有 “直播+農產品”、 “短視頻+農產品”等。相較于傳統的以單純目標性購物為主要形態的交易型電商模式，內容電商實現了社交屬性與電商屬性的結合，在內容消費的同時帶來了商品消費，更能夠滿足消費者小眾、差異化需求。內容電商通過直播、短視頻等更加豐富的方式，能給消費者展現真實的場景，更易建立交易雙方的信任感。
另一方面，以拼多多、抖音等推動的“直播帶貨”模式為代表的內容型農產品電商興起，將農產品納入直播帶貨的風口，孵化出了一批“農業主播”，為偏遠貧困地區農產品的品牌塑造、傳播與價值提升提供了新的通道，讓農產品可以從價格競爭的初級階段，向品質、品牌與內容競爭的高級階段提升。通過更低成本的數字化技術手段，使得深度貧困地區的農產品電商能夠融入自然生態、歷史人文等獨特內容屬性，二者結合能夠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讓消費者獲得多重的感知滿意度，從而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與競爭力，這對深度貧困地區未來農產品電商的發展意義重大，可能帶來“彎道超車”效應。
同時，像拼多多這種運營成本與組織化成本更低的平臺開展直播電商更具有競爭優勢。以拼多多在新冠疫情期間實施的“市縣長直播帶貨”農產品電商創新模式為例，利用拼多多為消費者打造的“拼”——這一購物理念，通過政企聯動，與央視、地方電視臺及融媒體等合作共同直播，產生了極強的放大效應，快速聚集了消費者需求，2020年一季度，實現累計觀看人次超過1.5億，累計吸引近1100萬消費者參與直播購買，直接銷售農產品超過800萬斤，帶動同區域農產品產生3200余萬份訂單，在助推農產品網銷方面展現了驚人的競爭優勢。如4月9日下午，剛摘帽的貧困縣——新疆喀什地區麥蓋提縣委副書記、縣長艾尼瓦爾·吐爾遜來到拼多多直播間，為當地的特色產品麥蓋提灰棗代言，最終吸引了69萬拼多多網友的關注，包括麥蓋提灰棗在內的麥蓋提特產共計銷售出約43噸。
（四）深度貧困地區將成為農產品電商競爭的藍海市場
深度貧困地區雖然貧窮，但資源并不匱乏，很多地方都是“綠水青山”，而不是“窮鄉僻壤”，特別是特殊區位具有的生態資源條件賦予了深度貧困地區極其豐富的農特產品資源，但囿于大部分資源還處于待開發或者開發甚少階段，隨著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推進，道路、電力、通訊、物流等基礎設施條件大幅度改善，這些半沉睡資源的潛力將得到逐步挖掘，爆發出巨大的市場潛力。隨著農產品網購消費習慣的主流化，深度貧困地區的特色農產品將成為消費者的“寵兒”，這些特色農特產品所形成的市場價值將是一片廣闊藍海，成為未來各大電商企業爭搶的寶貴資源。
（五）電商將成為深度貧困地區農村女性就業重要渠道
隨著電商產業鏈在深度貧困地區的逐步崛起，基于產業屬性，對女性勞動力的需求會逐步增加，將成為解決深度貧困地區女性就業問題的重要渠道。其一，電商產業鏈需要大量的分揀、包裝、打單等員工，這些工種需要認真、細致和耐心，女性更具備這樣的特征，因此，電商對女性就業的吸納能力更強。例如“陜西精準扶貧官方店”線下車間有40個工人負責水果的分揀、裝箱和打包等工作，其中90%是當地女性。其二，隨著農村電商的多元化發展，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帶動了農村女性的創業，特別是那些具有特殊手藝的女性更容易從事電商創業活動。其三，隨著內容電商的崛起，直播帶貨將非常普遍，基于性別優勢，女性將占據農產品電商主播的絕大多數。可以說，農村電商的發展將成為深度貧困地區就業扶貧的重要渠道之一。
六、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建議
（一）推動農產品電商品質化品牌化發展，提升附加值
生鮮初級農產品是深度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的主要形態，需注重提高初級農產品的附加值。一方面，要圍繞初級農產品生產提質增效做文章，第一，要通過更高標準的生產方式提高品質，譬如發展有機農產品種植，以此提高農產品本身的價值，進而提升附加值；第二，要以更精細的分揀、分級和更精致的包裝打入不同層次的細分市場，以此獲取差異化市場的超額利潤；第三，要積極構建農產品電商品牌，增強品牌影響力、競爭力，通過品牌化提高產品的市場認可度和美譽度，依靠品牌溢價提升附加值。另一方面，要延長產業鏈，在電商化銷售生鮮初級農產品的同時，發展農特產品精深加工，在做好一產的同時，“接二連三”，促進一二三產融合發展，以此提升整個產業鏈附加值。
（二）多方合力優勢互補，改進農產品電商供應鏈系統
農產品電商供應系統涉及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社會服務，應多方協同發力，改進和提升農產品電商供應鏈系統，補足深度貧困地區電商發展的短板，充分發揮電商化發展的減貧益貧效應。一是要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關鍵基礎設施的投資，尤其是對電商供應十分重要的網絡、道路、倉儲與冷鏈建設，以及提升電商供應效率的管理系統等。可推動如PPP模式的多種投融資方式，引導本地或外來企業、投資商投資入股基礎設施的建設，減輕當地資金壓力。二是完善深度貧困地區電商供應鏈系統的軟的社會服務，如專管部門的職能配置與人員的專業培訓，建立縣域、省域資源供應的管理、調度系統等，減少電商農產品在供應環節的產品耗損，提高產品收益。
（三）依靠新農人與新技術，推進生產組織化與標準化
生產組織化依賴于能人的帶動，要大力培養扎根鄉土、懂電商、愛農業的電商新農人，以新農人為核心發展合作組織，以此帶動深度貧困地區的廣大分散小農按照電商供應鏈的需求特征進行有組織的生產。同時，為滿足消費者對高品質特色農產品的需求，要加大新技術、新方法的推廣實施力度，改造深度貧困地區傳統的農業生產手段，同樣以新農人及合作組織為載體，在組織化生產的同時，同步推進技術的普遍化實施，從而提高農產品生產的標準化程度，為電商供應鏈供給同規格、高品質的特色農產品。
（四）緊跟電商消費趨勢，構建農業產業發展支持體系
消費者購物習慣日益網絡化，農產品電商消費漸成趨勢。深度貧困地區在推進農業產業電商化發展過程中，應立足于本地農特產品資源稟賦，以迎合電商消費趨勢為著力點，構建有效的政策、金融支持體系。一是要強基固本，做好本地農產品電商產業發展的引導支持工作，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力度，夯實農產品電商產業鏈發展基礎，提高應對自然風險及市場風險的能力。二是要針對電商從業主體的資金需求特征，加大對電商產業鏈上相關農戶、合作社、電商公司與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提供針對性的信貸支持手段，解決電商從業者資金缺乏及貸款難問題。三是，推進農產品電商業態不斷升級，始終緊跟電商發展的新趨勢，促進傳統電商向內容電商的轉型、低層次電商向高層次電商的提升。
（五）實施電商人才工程，培養電商新農人及專業團隊
人才是推進貧困地區農產品電商發展的關鍵。既要制定政策吸引外部電商人才，也要大力培養扎根鄉村的本地新農人，不斷擴大充實電商從業隊伍。一是要積極鼓勵、引導和支持大學生、在外就業青年、技術型人才等返鄉歸鄉從事電商創業及投資，為其提供必要的便利條件與政策資金支持。二是要著力培養有鄉情鄉味的電商新農人及專業團隊，充分發揮電商新農人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鼓勵其積極參與鄉村農產品電商產業發展與鄉村治理建設。三是要“引進來、走出去”并舉，既引進外地電商服務商、企業投資方、電商創業團隊以帶來新思路、新技術，又支持本地電商新農人、優秀電商團隊走出去學習最新的電商知識與經驗，從而提高當地電商從業者的整體素質與能力，助推農產品電商可持續發展。
